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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原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逝于2011年11月26日）

作者：高華

來源：中國觀察

問題1：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中國是怎樣一種狀況？

　　

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下，蔣介石試圖通過推行“安內攘外”政策，維護和鞏固國民黨的統(tǒng)治，然而國民黨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著的巨大的障礙性因素，使蔣介石無法達成這一目標。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在這10年間發(fā)生了一連串的變化：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lián)蔣抗日”。西安事變后，內戰(zhàn)結束。經(jīng)過國共雙方多次談判，在1937年9月23日，蔣終于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在抗戰(zhàn)開始前的10年里，國民黨一直堅持“黨治國家”。那么這種黨治國家結構的基本情況是怎么樣的？

　　

國民黨創(chuàng)設的“黨治國家”結構有著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無法整合1930年代國內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證現(xiàn)代化目標的實現(xiàn)。

　　

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jīng)濟落后的后發(fā)展國家，實現(xiàn)社會變革，應對外部危機難以躍過一個由國家對人力與物力資源進行快速積累的階段。從這個角度看，“以黨治國”不失為一種加強中央權力、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方法。

　　

但是實行“以黨治國”有賴于一些基本條件的支持。首先，這個執(zhí)政黨應是一個具有現(xiàn)代化導向的動員型的政黨，它必須有一個符合時代潮流的政綱來吸引黨員和公眾，應兼顧社會發(fā)展與維護政府權威兩方面的關系，通過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來對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進行整合和調節(jié)，以發(fā)展經(jīng)濟，增加國力。

更重要的，它還有賴于國內政局的相對安定，和有一個有利于國家經(jīng)濟建設的和平的外部環(huán)境。

　　

1927年后，由于國民黨頑固堅持反共和“剿共”戰(zhàn)爭，引致國內政局的長期動蕩。國民黨各實力派之間的混戰(zhàn)、對抗和日本對華不斷的侵略，更加劇了政局的動蕩，嚴重消耗了國民黨，使其領導的國家政權機構長期處于虛弱的地位。

　　

達成“以黨治國”的另一關鍵是執(zhí)政黨必須在政治、組織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統(tǒng)一。1927年后盡管蔣介石一再鼓吹國民黨黨員“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必須無條件服從領袖和組織，但是國民黨無法真正成為紀律嚴明、富有效率的黨。

長期以來，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黨紀松懈，內訌不斷。比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衛(wèi)、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以鄒魯、謝持為首的西山會議派；以胡漢民、鄧澤如、古應芬為首的胡漢民派；和以孫科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

　　

在蔣介石集團內，又有政學系與CC系、黃埔系與CC系的明爭暗斗。1930－1931年兩年內，國民黨兩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與以胡漢民為精神領袖的半獨立的粵、桂等省的對立。黨內派系不斷沖突和演合，使國民黨的黨紀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組織上始終難以真正統(tǒng)一。

　　

國民黨的思想“統(tǒng)一”更是建立在沙灘上。由于國民黨在對待孫中山遺教上表現(xiàn)的嚴重的隨意性，三民主義已喪失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所必須具備的嚴肅性和內涵的規(guī)定性。

在理論層面，國民黨無法繞開孫中山，解釋清楚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關系、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等深層次的問題。

　　

在現(xiàn)實層面，國民黨不能解釋，為何要在國難日亟的關頭繼續(xù)內戰(zhàn)、“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問題。蔣介石只能有意不顧共產黨、紅軍是有理論、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裝力量的事實，把中共與紅軍誣為“土匪”，他只能用“服從命令”的訓斥來回答蔡廷鍇、張學良等對其繼續(xù)內戰(zhàn)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懷疑。

　　

在國民黨的黨組織與政府機構及社會的關系上，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以黨統(tǒng)政”，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在省以下的基層，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

　　

1930年代后的國民黨逐漸出現(xiàn)“空殼化”。搞黨務的人得不到“實惠”，當官的人都要當政府的官。據(jù)陳立夫晚年的回憶，當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長每個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黨務的都忙著要找兼職。下面的省、縣也是這樣。

　　

國民黨在1927年把共產黨員排除后成了單一的執(zhí)政黨，迅速惡質化，在其執(zhí)政的頭幾年，不少人抱升官發(fā)財?shù)哪康娜朦h，使國民黨流品復雜，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會輿論批評，一般的黨員也毫無“黨員”榮譽感可言。

以后，國民黨更是在軍公教人員、大學生中“拉伕入黨”，“集體入黨”，黨員人數(shù)雖大為膨脹黨的作用卻不見增長。

　　

南京10年，國民黨一直試圖借助民族主義的若干符號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但是國民黨在黨治原則下推行的“安內攘外”政策卻加劇了民族危機，同時也暴露出國民黨政治結構所存在的嚴重弊端。

1935年后，在日本不斷擴大侵華的壓力下和社會各界強烈要求下，國民黨開始對“安內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調整，但仍然拒絕對其政治結構作任何實質性的重大改革，這也是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政權在處理國內問題上長期陷入政治危機的主要癥結。

　　

問題2：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前，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效果如何？

　　

1928－1937年，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下，蔣介石試圖以黨治國家的形式，通過推行“安內攘外”政策，維護和鞏固國民黨的統(tǒng)治，然而國民黨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著的巨大的障礙性因素，使蔣介石無法達成這一目標。

　　

在這10年間，“攘外必先安內”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安內”的對象是地方實力派和中國共產黨。

　　

1928年后，蔣介石試圖以國民黨和中央軍來整合中國。如前所述，國民黨在1930年代后已經(jīng)走向“空殼化”，因此蔣介石要重建小核心。

1932年，在蔣的授意下，成立了 “三民主義力行社”，這是一個由蔣的黃埔親信學生組成的秘密組織，主要由軍方人員組成，社員包括賀衷寒、鄧文儀、康澤等。他們標榜“崇拜領袖”，“服從命令”，羨慕德、蘇，帶有濃厚的法西斯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色彩。其外圍組織是“復興社”，又被稱為“藍衣社”。

“三民主義力行社”提出的口號是“民族復興、反共、反日”，要求實行“統(tǒng)制經(jīng)濟”，也提出“反對腐敗”的口號。蔣介石手上還有另一個秘密組織，這就是黨方的秘密小組織“青白團”，專門吸收青年，由陳立夫控制，也是聽命于蔣。

　　

中央軍是蔣手中的王牌，蔣對中央軍加以新式訓練，不斷對中央軍高中級軍官進行“精神訓話”，蔣把其主要用于內戰(zhàn)，而置日本擴大對華北侵略而不顧。

　　

蔣的政府是以軍事強人為主導的，威權式的弱勢的政府。蔣介石也要發(fā)展中國經(jīng)濟，1930年代國民黨征用了不少專家參加政府，但蔣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圖用中央軍和秘密組織來整合社會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組織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為什么說蔣的政府是“弱勢”的呢？因為國民黨內沒有實現(xiàn)完全的統(tǒng)一，國內也沒有實現(xiàn)完全的統(tǒng)一，兩廣、四川、新疆、山西、云、貴等只是名義上聽從南京國民政府。

　　

更關鍵的是，國民黨沒有能夠有力地回應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國民黨一再對日本作“最大的忍讓”，“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極大地損害了它作為一個中央政權的政治形象，造成國人對國民政府的嚴重疏離。

“安內”在翦滅地方實力派方面雖有效果，但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經(jīng)過長征，到達了陜北，蔣介石企圖消滅紅軍的計劃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世人都可以看到，蔣的“攘外必先安內”已經(jīng)走到盡頭， “攘外”是徹底失敗的。

日本不斷擴大侵略，蔣若再不抵抗，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將全面流失，地方將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國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兩廣事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信號。

　　

1937－1938年舉國一致共赴國難，是抗戰(zhàn)使中國形成了新的統(tǒng)一。

　　

問題3：在抗戰(zhàn)開始前的10年里，國民黨是如何調整和中共的關系？又如何改善和蘇聯(lián)的關系？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最早旗幟鮮明地提出反日，但國民黨大軍對共產黨領導的各個蘇區(qū)發(fā)動持續(xù)圍剿，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自然談不上和蔣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務。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發(fā)表”八一宣言“，明確提出中共愿和一切黨派合作抗日。圣誕節(jié)前夕，陳立夫、張沖奉蔣介石命去蘇聯(lián)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開關系。

陳立夫一行經(jīng)海路到歐洲，秘密到達德國，準備前往蘇聯(lián)。后來因為消息走漏，蘇聯(lián)擔心日本有所反應，蔣只得命令陳立夫等人從歐洲回國。

　　

1936年，蔣的親信、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也向中共駐蘇代表團聯(lián)絡，王明的回答是：國共兩黨的中央都在中國國內，談判也應該在國內進行。中共代表團隨即派潘漢年回國，國共雙方開始秘密接觸。

　　

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在這10年間發(fā)生了一連串的變化：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lián)蔣抗日“。西安事變后，內戰(zhàn)結束。經(jīng)過國共雙方多次談判，在1937年9月23日，蔣終于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變”后，中蘇加快了因“中東路事件”而中斷的兩國邦交的復交談判。1933年初，中蘇復交。1935年，梅蘭芳訪蘇，這是當時兩國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雙方實質性關系進展緩慢。

　　

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后，蘇聯(lián)也感覺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脅，這使得蘇聯(lián)感到與中國合作的必要。1936年，陳立夫奉蔣之命和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觸，希望與蘇結成軍事同盟，“使日本知難而退”。蔣的這一舉動還有另一考量：“使蘇俄不要乘中日戰(zhàn)爭而幫助中共”。

但蘇不愿和中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1937年春，經(jīng)鮑大使和王寵惠外長多次談判，雙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的實際意義是蘇聯(lián)愿向中國提供軍援。

　　

1937－1939年是蘇聯(lián)援華的高潮。蘇聯(lián)是這一階段最大的援華國家。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立法院院長孫科三次赴蘇，獲得了2．5億美元的軍事貸款，楊杰將軍任駐蘇大使，專門接洽軍火來華問題。蘇空軍援華計1000架飛機，2000名飛行員，500名蘇聯(lián)軍事顧問活躍在中國幾個戰(zhàn)區(qū)，并通過從阿拉木圖－迪化（烏魯木齊）－蘭州的戰(zhàn)略公路，援助中國大量的軍火。

1939年，蔣通過孫科向斯大林請求，再派北伐時期蘇聯(lián)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來華。加倫將軍又名勃留赫爾，1930年代初升任蘇聯(lián)元帥，是蘇聯(lián)遠東紅軍總司令，但孫科被告知：加倫是日本間諜，已被處死。當然，被強加在加倫將軍頭上的罪名是子虛烏有的。

二戰(zhàn)爆發(fā)后，蘇聯(lián)對華援助逐漸減少， 1940年后，蘇空軍飛行員和顧問陸續(xù)回國，對華軍援停止